林父之事君也,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,社稷之卫也,若之何杀之?
/《左传 ·宣公十二年》
那一年,世界人口涨到五十亿,人跟人,挨得更紧。我们那儿,电影院都集中在市中心广场,票贩子用各种腔调吼着:运动啦、运动啦……,十一年前真实运动的那些苦难痕迹,似乎一点没剩。活下去,像牲口一样!——那时的人们似乎也不大懂。几十年后的孩子,倒会拿出来说。
老城门外,新建起许多居民楼,也挨得很紧,卖给城里的单位,解决职工住房。之后多年,住在城外的城里人,在礼拜天,从各个新村出发,进城采购。
我随父母搬到城东的左城门外。诸荣新村,那时是崭新的,许多年以后,变成人们嘴里的“猪笼”。我念高一,刚把父亲的大二八占为己有,永久牌,车如其牌,服侍两代人,三十年。
有天放学,我自告奋勇,骑车带同学回家。他一个篮上得有点猛,扭伤脚踝,还好不重。后来,他移居海外,成为一位高明的医生,踢足球、打篮球、模仿MJ,都没问题。这个事儿,他可能早已遗忘。
另一个同学奉师命护送,他骑飞鸽24寸,略矮,跟在后面。小柏油路很窄,根本看不出日后变成主干道的潜力,那时脚踏车又多,我们很难并排。
一个大盖帽,迎面骑来,警服崭新。直到现在,我也记得,当时心里确实怂了一下,可能是因为这身警服太新?本来嘛,骑车带人这种事,大概不会管的,他却在交错时冲我们说,骑车不好带人咯,下来推!我顿感憋屈,人家可是在做好事啊,忘记了心里怂,喊一声:同学的脚扭了呀!他听见了,就调头骑回来。同学有点怵,嘟囔道,要不算了吧,推着走吧。那怎么行?继续骑!我抬高音量。
于是,大二八就被扣了,被一条油腻的粗铁链子,跟另外几辆灰不溜秋的脚踏车锁在一起。我有点心疼,却并不服气,在岗亭下撒泼叫骂,引来路人围观。
用你的车,把他推回家吧。他对护送的同学讲,声音细声细气。又拍拍我后背,居然还笑嘻嘻的,说,好啦好啦,走吧!明天来拿车子。
取车的时候,我肚子里胀满一夜的道理,处理事情也要看看情况嘛!可这个人,始终平心静气,脸上又挂着笑,让我无从发作。有理不在声高,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,我知道,你是在做好事,所以,底气足呀。不过,做好事也不能犯规,会麻烦别人的,出事故怎么办?
他叫王证,刚刚调来做交警。他说曾见过我,四年前,严打那阵。在城隍庙,有个挖皮夹子的,被人打个半死。他说,当时他在联防队,赶过去处理的。我记得你,立在人群里看热闹,新剃的小平头。
这可真把我吓着了。
那是我第一个本命年。也是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,一个人,被人打出血来。那个小偷,掏别人钱包,慌不择路,逃进城隍庙里,就在我家附近。几个人追着,堵着,嚷着,把他按在地上暴打。打得最凶的那个,长得蛮高的,我记得。但他并不是失主,一边拿皮带抽,一边乱骂狂笑,像是脑子有毛病的。
没多久,一个小个子,又黑又瘦,跑进庙来,后面还有一个长子,远远跟着。联防队来啦,人群中有人叫喊。他动作快而干脆,至于,他是如何一把就捏住那只抓着皮带的手,我没看清,反正再没松开。打人那家伙,显然是非常痛苦的,只会哎呀喔唷,但甩不开他,也讲不出话来。随后,他又从地上拎起那个小偷,扭头叫上失主,并让我们这些看客散去。
他双手分别捏着两个人,向外走去,形成一个凹字形状 —— 这是我残留的印象。至于小偷长什么样,打人的长什么样,他和他同事长什么样,失主是谁,甚至,我为啥会跑去看,都早已忘记。而在四年以后,他居然还能描述出我当时的样子!
我好奇,你是怎么做到的?他说,我想要记住的场景,事后再回忆,就像在脑子里重放一本电影,还能定格。见我不信,他竟马上画了个草图,指出我当时站立的位置!你应该去当福尔摩斯,做交警浪费了。我说完哈哈笑了,骑上车就跑,感觉终于出了口气。
我们真正熟络,是在我第二个本命年。那条小柏油路,已经变成贯通东西两大开发区的主干道,当中是条河,过马路要从桥上走。我已工作三年,是个程序员。上下班还是骑着那辆大二八,同事们都叫它:老坦克。
我经常出差安装调试系统,每次一两个礼拜。在上海的时候,我住在延安中路的招待所,是个地下室,靠近美琪大戏院。在华山医院干活的时候,又遇到王证,他的母亲刚刚去世。他已经四十岁,还没成家。他说,从此独自一人,再无牵挂。我陪他一起送走老人。他说他已经转做刑警,并且调到省城。
王证对电脑痴迷,不是玩游戏,上手就是FoxPro数据库编程!他还是第一批上网用户,14.4Kbps的电话猫。知道我的职业后,时不时发邮件给我,问一些网络原理和数据结构方面的技术。几年以后,很多东西我也弄不灵光,就让他自己去Google。当时谁也没想到,领导眼中的不务正业,竟然是为了破解谜案。
王证好酒,不抽烟。他说他“重返人间”之后就有了这个嗜好。关于这个事情,我以前一直都没搞太清楚。不过迟早,我会另外写一本书的。
按照官方的说法,王证生于1955年,出生的时候,祖上的院子公私合营,租给十几户人家。父亲是教历史的,有海外关系,在他三岁的时候,就被扣上帽子,发去西北改造,四年后音信全无。母亲原在市公安局做档案文书工作,老局长“神探”方同一直很关照她。王证十一岁那年,他家闯进一帮莫名激愤的大孩子,说她是方同的爪牙,要抓走批斗,家也被抄空砸烂。王证被院子里的邻居厌弃,辗转到西城外大湖边,靠着给好心的农户帮忙干活,换口饭吃。只要弄到杨梅枇杷橘子什么好吃的,就跑回城里探望母亲,一天来回六十公里,一个半马拉松。直到古旧书店重新开张,他才回到城里,一边卖废纸,一边读书。十七岁的时候,城里发生离奇的命案,先是几个领头抄家的少年被人宰掉,随即那个夺权上位、迫害许多人的大反派,在办公楼外的窗框上吊死。革委会重新召回老局长方同探案。可几天以后,方同、王证,以及王证当时唯一的好友马乾,全部失踪!
十年以后,二十七岁的王证被甘肃省酒泉市公安局遣送回来。据说,他在当地是个盲流,曾患有自闭症。在酒泉市郊,浑浑噩噩,流浪两年。忽然有一天,脑子清爽了,自己跑进派出所求助。据调查,他是由一个爱尔兰人,在都柏林当地领养的自闭症患儿。他们在爱尔兰绿岛各地一起生活八年,然后,这个爱尔兰人带着他环游世界,又过了两年,来到中国。据旅店的人讲,那个老外开始欠租了,打开房间才发现,里面只有这傻儿一个,就赶他出门。
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,王证终于又和母亲团聚。王证的父亲平反以后,她也恢复工作,回到原单位。丈夫尸骨无存,儿子无影无踪,她心灰意冷,在破旧的老宅里,孤独生活。
王证确实得过病,他随身有个挎包,除了身份证明和领养证明,里面还收着世界各地知名医疗机构的诊断报告,警方全部核实过。那个爱尔兰人也已找到,因糖尿病并发症突发,在敦煌去世。身份也已经核实,他是都柏林大学的考古学教授,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,叫宗翰林,已于1960年退休。这段自闭的时间里,王证说他没有对现实世界的任何记忆,并且,他根本不知晓,方同与马乾的失踪。当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,王证极为自然地表现出惊讶,还询问是否在火车站附近,发现什么古怪。审查他的民警,始终觉得他非常坦白,就问他,是否还留存着自闭之前的记忆。“那肯定记得咯,否则我哪哼会晓得我是啥人……”,乡音未改,只是弄丢十年的记忆——1972年到1982年之间的任何历史事件和生活经历——他都毫无印象。他说,十年前最后的记忆,是在火车站的月台上,他们去送马乾,坐火车回老家。火车进站时特别耀眼,王证就被笼罩在一片雪亮的白光里,然后就已不知自己身在何方,衣衫褴褛,挎着一个皮包,只好跑去派出所求助。他并不知道,那两个人也再没有消息。
一开始,王证在市中心的联防队找到个差事。没事的时候,几个伙计就会在一起喝酒。
五年以后,因为表现出色,转正做了交警。随即,由于他的“脑图”能力,侦破一宗悬案,立了大功,破格调入省城,做了刑警。
2015年,王证年满六十,却不愿办理退休手续。
他说还留一个遗憾,不找到答案,合不上眼。哪怕不要薪水,也想留在系统内,继续调查。他跑去找领导,领导春风化雨,耐心开导,让他回家安享天伦,仿佛忘记,王证是一条光棍。过去二十四年,虽然破了不少案,也帮忙警队立了不少功,却并不讨好,领导老是觉得,这是个醉鬼加刺儿头,破案大多误打误撞,否则,他怎么会混这么久,还只是个普通探员?我觉得,世间的事情,往往都一样。因为领导是雷垂斯特,所以王证真的是福尔摩斯。
最后,还是在省城刑警队大队长陈攻的帮助下,安排他回到老家,在古城区刑警队做事。陈攻还帮着办理了返聘,他老说,自己是王证的徒弟,师父的要求,肯定要满足。更何况,以后少不了疑难杂症,还得麻烦他老人家。对此,缉毒部门的池晓当警官也举双手赞成。当然,他俩可不是雷垂斯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