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父之事君也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社稷之卫也，若之何杀之？
／《左传 ·宣公十二年》
那一年，世界人口涨到五十亿，人跟人，挨得更紧。我们那儿，电影院都集中在市中心广场，票贩子用各种腔调吼着：运动啦、运动啦……，十一年前真实运动的那些苦难痕迹，似乎一点没剩。活下去，像牲口一样！——那时的人们似乎也不大懂。几十年后的孩子，倒会拿出来说。
老城门外，新建起许多居民楼，也挨得很紧，卖给城里的单位，解决职工住房。之后多年，住在城外的城里人，在礼拜天，从各个新村出发，进城采购。
我随父母搬到城东的左城门外。诸荣新村，那时是崭新的，许多年以后，变成人们嘴里的“猪笼”。我念高一，刚把父亲的大二八占为己有，永久牌，车如其牌，服侍两代人，三十年。
有天放学，我自告奋勇，骑车带同学回家。他一个篮上得有点猛，扭伤脚踝，还好不重。后来，他移居海外，成为一位高明的医生，踢足球、打篮球、模仿MJ，都没问题。这个事儿，他可能早已遗忘。
另一个同学奉师命护送，他骑飞鸽24寸，略矮，跟在后面。小柏油路很窄，根本看不出日后变成主干道的潜力，那时脚踏车又多，我们很难并排。
一个大盖帽，迎面骑来，警服崭新。直到现在，我也记得，当时心里确实怂了一下，可能是因为这身警服太新？本来嘛，骑车带人这种事，大概不会管的，他却在交错时冲我们说，骑车不好带人咯，下来推！我顿感憋屈，人家可是在做好事啊，忘记了心里怂，喊一声：同学的脚扭了呀！他听见了，就调头骑回来。同学有点怵，嘟囔道，要不算了吧，推着走吧。那怎么行？继续骑！我抬高音量。
于是，大二八就被扣了，被一条油腻的粗铁链子，跟另外几辆灰不溜秋的脚踏车锁在一起。我有点心疼，却并不服气，在岗亭下撒泼叫骂，引来路人围观。
用你的车，把他推回家吧。他对护送的同学讲，声音细声细气。又拍拍我后背，居然还笑嘻嘻的，说，好啦好啦，走吧！明天来拿车子。
取车的时候，我肚子里胀满一夜的道理，处理事情也要看看情况嘛！可这个人，始终平心静气，脸上又挂着笑，让我无从发作。有理不在声高，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我知道，你是在做好事，所以，底气足呀。不过，做好事也不能犯规，会麻烦别人的，出事故怎么办？
他叫王证，刚刚调来做交警。他说曾见过我，四年前，严打那阵。在城隍庙，有个挖皮夹子的，被人打个半死。他说，当时他在联防队，赶过去处理的。我记得你，立在人群里看热闹，新剃的小平头。
这可真把我吓着了。
那是我第一个本命年。也是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，一个人，被人打出血来。那个小偷，掏别人钱包，慌不择路，逃进城隍庙里，就在我家附近。几个人追着，堵着，嚷着，把他按在地上暴打。打得最凶的那个，长得蛮高的，我记得。但他并不是失主，一边拿皮带抽，一边乱骂狂笑，像是脑子有毛病的。
没多久，一个小个子，又黑又瘦，跑进庙来，后面还有一个长子，远远跟着。联防队来啦，人群中有人叫喊。他动作快而干脆，至于，他是如何一把就捏住那只抓着皮带的手，我没看清，反正再没松开。打人那家伙，显然是非常痛苦的，只会哎呀喔唷，但甩不开他，也讲不出话来。随后，他又从地上拎起那个小偷，扭头叫上失主，并让我们这些看客散去。
他双手分别捏着两个人，向外走去，形成一个凹字形状 —— 这是我残留的印象。至于小偷长什么样，打人的长什么样，他和他同事长什么样，失主是谁，甚至，我为啥会跑去看，都早已忘记。而在四年以后，他居然还能描述出我当时的样子！
我好奇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说，我想要记住的场景，事后再回忆，就像在脑子里重放一本电影，还能定格。见我不信，他竟马上画了个草图，指出我当时站立的位置！你应该去当福尔摩斯，做交警浪费了。我说完哈哈笑了，骑上车就跑，感觉终于出了口气。
我们真正熟络，是在我第二个本命年。那条小柏油路，已经变成贯通东西两大开发区的主干道，当中是条河，过马路要从桥上走。我已工作三年，是个程序员。上下班还是骑着那辆大二八，同事们都叫它：老坦克。
我经常出差安装调试系统，每次一两个礼拜。在上海的时候，我住在延安中路的招待所，是个地下室，靠近美琪大戏院。在华山医院干活的时候，又遇到王证，他的母亲刚刚去世。他已经四十岁，还没成家。他说，从此独自一人，再无牵挂。我陪他一起送走老人。他说他已经转做刑警，并且调到省城。
王证对电脑痴迷，不是玩游戏，上手就是FoxPro数据库编程！他还是第一批上网用户，14.4Kbps的电话猫。知道我的职业后，时不时发邮件给我，问一些网络原理和数据结构方面的技术。几年以后，很多东西我也弄不灵光，就让他自己去Google。当时谁也没想到，领导眼中的不务正业，竟然是为了破解谜案。
王证好酒，不抽烟。他说他“重返人间”之后就有了这个嗜好。关于这个事情，我以前一直都没搞太清楚。不过迟早，我会另外写一本书的。
按照官方的说法，王证生于1955年，出生的时候，祖上的院子公私合营，租给十几户人家。父亲是教历史的，有海外关系，在他三岁的时候，就被扣上帽子，发去西北改造，四年后音信全无。母亲原在市公安局做档案文书工作，老局长“神探”方同一直很关照她。王证十一岁那年，他家闯进一帮莫名激愤的大孩子，说她是方同的爪牙，要抓走批斗，家也被抄空砸烂。王证被院子里的邻居厌弃，辗转到西城外大湖边，靠着给好心的农户帮忙干活，换口饭吃。只要弄到杨梅枇杷橘子什么好吃的，就跑回城里探望母亲，一天来回六十公里，一个半马拉松。直到古旧书店重新开张，他才回到城里，一边卖废纸，一边读书。十七岁的时候，城里发生离奇的命案，先是几个领头抄家的少年被人宰掉，随即那个夺权上位、迫害许多人的大反派，在办公楼外的窗框上吊死。革委会重新召回老局长方同探案。可几天以后，方同、王证，以及王证当时唯一的好友马乾，全部失踪！
十年以后，二十七岁的王证被甘肃省酒泉市公安局遣送回来。据说，他在当地是个盲流，曾患有自闭症。在酒泉市郊，浑浑噩噩，流浪两年。忽然有一天，脑子清爽了，自己跑进派出所求助。据调查，他是由一个爱尔兰人，在都柏林当地领养的自闭症患儿。他们在爱尔兰绿岛各地一起生活八年，然后，这个爱尔兰人带着他环游世界，又过了两年，来到中国。据旅店的人讲，那个老外开始欠租了，打开房间才发现，里面只有这傻儿一个，就赶他出门。
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，王证终于又和母亲团聚。王证的父亲平反以后，她也恢复工作，回到原单位。丈夫尸骨无存，儿子无影无踪，她心灰意冷，在破旧的老宅里，孤独生活。
王证确实得过病，他随身有个挎包，除了身份证明和领养证明，里面还收着世界各地知名医疗机构的诊断报告，警方全部核实过。那个爱尔兰人也已找到，因糖尿病并发症突发，在敦煌去世。身份也已经核实，他是都柏林大学的考古学教授，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，叫宗翰林，已于1960年退休。这段自闭的时间里，王证说他没有对现实世界的任何记忆，并且，他根本不知晓，方同与马乾的失踪。当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，王证极为自然地表现出惊讶，还询问是否在火车站附近，发现什么古怪。审查他的民警，始终觉得他非常坦白，就问他，是否还留存着自闭之前的记忆。“那肯定记得咯，否则我哪哼会晓得我是啥人……”，乡音未改，只是弄丢十年的记忆——1972年到1982年之间的任何历史事件和生活经历——他都毫无印象。他说，十年前最后的记忆，是在火车站的月台上，他们去送马乾，坐火车回老家。火车进站时特别耀眼，王证就被笼罩在一片雪亮的白光里，然后就已不知自己身在何方，衣衫褴褛，挎着一个皮包，只好跑去派出所求助。他并不知道，那两个人也再没有消息。
一开始，王证在市中心的联防队找到个差事。没事的时候，几个伙计就会在一起喝酒。
五年以后，因为表现出色，转正做了交警。随即，由于他的“脑图”能力，侦破一宗悬案，立了大功，破格调入省城，做了刑警。
2015年，王证年满六十，却不愿办理退休手续。
他说还留一个遗憾，不找到答案，合不上眼。哪怕不要薪水，也想留在系统内，继续调查。他跑去找领导，领导春风化雨，耐心开导，让他回家安享天伦，仿佛忘记，王证是一条光棍。过去二十四年，虽然破了不少案，也帮忙警队立了不少功，却并不讨好，领导老是觉得，这是个醉鬼加刺儿头，破案大多误打误撞，否则，他怎么会混这么久，还只是个普通探员？我觉得，世间的事情，往往都一样。因为领导是雷垂斯特，所以王证真的是福尔摩斯。
最后，还是在省城刑警队大队长陈攻的帮助下，安排他回到老家，在古城区刑警队做事。陈攻还帮着办理了返聘，他老说，自己是王证的徒弟，师父的要求，肯定要满足。更何况，以后少不了疑难杂症，还得麻烦他老人家。对此，缉毒部门的池晓当警官也举双手赞成。当然，他俩可不是雷垂斯特。